原因。他像个老师，在给学生作文做批语一样，说：一次被迫离开，两次主动辞职，有自知之明啊。我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兴许又在嘲笑我一个保姆还非得强撑一脸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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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问到我的文化程度，我直接交给他毕业证书，他打开一看，神情很诧异，问我：一个高中生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为什么做起保姆了？我回答说，在城市找工作都得要经验，我在乡下读书时只学会家务活，算是经验吧，也曾想换个工种，可没找到机会。他摇头说经验都是学来的，你这样怪可惜的。口气跟当初刘先生说我时一样，带着同情和遗憾，而我那时候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这种表情，别人的怜悯唤醒我内心的自卑，高考的阴影不自觉地蒙上心头，感觉很痛。
他终于谈到了正题，说工钱不低，活也不多，但有个条件，不要打听保姆身外之事。这条件让我想到胖婶说那妹子始终守口如瓶的话来，即便在她离开时，也不透露一点雇主家的情况，可见这条件要求很严格，至少那妹子是做到了，否则也不能拿到一个局长的私人手机电话，那官衔可比县长大得多。条件要求严格，却很合理，不管在平头百姓家，还是官商家，保持保姆本分，不乱嚼舌头根，安分守己做好本职工作，是对一个保姆最起码的要求。我的回答自然很果断，因为自己向来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不光做保姆，做人也这样。
我所关注的是：眼前这男子跟那局长到底是何关系？父子吗？为什么他只字未提那局长？第一次接电话之人就是这男人吗？那次电话里，是对方无意中透露了局长身份，否则我还不知道真正的雇主是位政府官员。可是官位再大，也就是给家里找个保姆，属于私事，不是政审啊，何必这样兴师动众的，自己反而不出面，难道是官员将工作中的习惯带进了私人生活？
反正让我一头雾水，给人做保姆，居然不知道雇主是谁。
男子嘲笑一声道：你的眼光已在关注保姆以外的事，我能信你吗？
我一听赶紧低下头去，没想到这男人也像冼老师那样，能察言观色，看到人的心里去。
见我紧张的神态，他口气才轻柔了些：没关系，有些事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的，别多嘴就行。
谈话期间，男子接了几个电话，每回都答一句：正开会。就关了，我觉得这谎言太低级，哪有会场响音乐的？除非追悼会。
男子的咖啡也没喝几口，起身离去时叫我等他电话。临走前交代，让我自己上医院体检去，费用到时候凭单据他给钱。在他走后，我才喝了一口果汁，很甘甜，难怪价格贵，我一口气喝进肚子里，回味那西餐里的洋味儿，也不枉来此一回。
阿莲的故事 99（1）
回到老太太住处，胖婶的嘴巴就闲不住了，老打听那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是不是局长家请保姆。我只告诉她自己见的是个年轻男子，别的自己一无所知。胖婶摇头不信：乖乖，你这二百五，还没进人家大门，就长心数（心眼）了，大干部家请保姆也不能跟外头讲？
老太太倒是没像胖婶那样大惊小怪的，她讲到过去北京请保姆的大都是干部家庭，她的子女也认识一些安徽籍高干家庭的子女，那样的家庭喜欢在老家找保姆，从不在外招摇。老太太本身就是随军人丈夫北上的家属，听胖婶说是师级军官，战争年代里，丈夫南征北战，把老太太一个人搁在老家，直到解放才把妻子带出村子进了北京城。胖婶后来也告诉我老太太当初听小倒戏里的陈世美心情不好，也是因为丈夫随部队走南闯北时做过负心郎，但终究没有抛弃乡下的妻子。因为自身就是干部家庭，老太太觉得官家请保姆不大喜欢上中介找很正常。
胖婶又问起老太太，在北京，局长是多大的官？老太太虽说是村妇出身，可毕竟也是师长的妻子，对官场还是有所见闻的，说自己大女儿的公公也曾坐过局长的位子，相当于巢湖市市长。胖婶一听就咋呼上了：妈啊，那比县长大一倍呀！
回头想想，村民眼里的父母官——县长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衣食父母嘛。而实际上，同级别的处级干部在北京大都是自己蹬脚踏车上班的。那时候一听到相当于市长的官位，我也感到吃惊，跟胖婶比较，我算个读书人，可对官府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最低层面上，和胖婶没什么区别。市长只能在电视新闻画面上一睹风采，直接迈进家门，那门槛未免也太高了点，能不战战兢兢吗？我倒是理解了为什么那妹子对雇家只字不提，换上我，就算知道，同样不敢透露半丝信息。
中国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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