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下大一统。去伪善，用制度，而变为法家。”
说到这里，徐平摇了摇头：“秦二世而亡，天下皆知其亡于暴。其暴何来？既然人性只有伪善，而于百姓一律绳之，听命役使如牧羊则可。荀卿之儒天人分，人事不再为天命所化，为其所得。当天命已经化入人心，天人之分已不可不行。因善是伪善，而取隆礼重法改人性，为其所失。善与恶，皆在民心，民之好者为善，民之恶者为恶。世间的男子好美色，则女子有美色为善。人人皆好美色该如何？天下之乱起于争，弭争者为善，劝人争者为恶。善恶起于民心之中，是故人性有善有恶。万千道理，皆归于民心中，此为根本。”
一切政治皆起于争，无争就无政治，人人自足天下自治，人类社会不需要治理。认为争是源泉，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认为生产力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从而出现了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实际上就是争。在阶级斗争中生产力发展，最终进化到共产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观点，与大同小康大同的三个阶段是一致的。后来的社会主义认为可以先消灭阶级，而后发展生产力，进而发展到**，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与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善是伪，有异曲同工之处。即认为人性的一切皆是社会性，非社会性的为伪。既然伪，那就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法律，新时代的制度来规范。不只是要规范你的行为，还要规范你的思想，因为不合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伪的人性。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法家，社会主义者爱法家，其施政具有浓厚的法家风格，不是没有来由。
荀子的思想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的精神天地，跟自然的天地分开，换句话说就是唯物主义。孟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思想，还在人与天命的关系上。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分为了两派，接受了孟子的民为本，但又同时接受了荀子的隆礼重法爱民。民只要爱就够了，怎么做事，怎么思想，由礼和法来规范。最后的理学，实际上也走到了这一条路，存天理灭人欲，那就用礼法去灭民的欲。所以北宋这么多政治人物，朱熹就拉着司马光跟其他理学创立者一起，做道学先生。跟他一样尊孟的，偏偏他就则看不上。
王安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没有遵循荀子的思想，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进一步，实现天人分离，把天命从人世中摘了出去。这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最根本的一条路线斗争，是政治本于民心，还是民心本于政治。王安石认为政治要顺民心，重德教，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百姓自己会处理善恶。你不能规定百姓的行为，约束百姓的思想，来推行政治的教化。司马光则相反，隆礼重法，法在礼后，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规定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把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规范约束了，则天下自然就大治了，发展到后来成了理教。
在王安石眼里，反对者要规定人性，不但管民的行为还要管民的思想，是暴政，但最后自己去走到了以暴制暴上面。千年后的变革其实一样，具有相同特点。
“万千道理，俱都归于民心当中，这就是为政的法则。以民为师，找寻道理，圆满学问，理通则为儒。先道理，再道德，再教化，再有礼仪，法度随此而变，次序不能错。先用礼治民，而后教化，再成道德，不求道理，是不行的。荀卿之隆礼重法治国，尚贤任能教化，只能害民，而不能大治。这便如先给天下之民刻下一个模子，让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模子里长，长得一个模样，天下就大治了。世间无此道理。这个模子名之天命，实则巫鬼。其礼与律名为法度，其实残民之术，用之则为天下大害。为政者不能够从民心中找寻道理，而去求礼法，求教化，与治世南辕北辙。你们现在做的，就是以民为师，找寻道理。”
改革就是要顺应时代的呼声，响应人民的心声。与民心相应的时候，一切顺利，背离了人心，则步步艰难。荀子留下了一个自上而下单线治理的政治框架，后世的统治者对此喜爱非常，在这个框架下不需要听取百姓声音。百姓不满意，是法律执行不到位，是礼制教化不到位，只要用重法酷刑，森严的三纲五常，规范行为，约束思想，一切自然就好了。
徐平叹了口气：“为政而治，说到底，就是怎么看人性，怎么行教化，一切法度与施政都是由此而生发出去。荀子之学也非无来由。殷商之时重巫鬼，君亦听于巫，巫实掌天下之文。年深日久，巫有所谓聪明者，发觉以己意代天声，君民亦事无不听。此端一启则巫终被万民所弃。而此端必起，则巫必败。巫之让天下听命于己者，由其听天命，不听天命了则以心中之鬼而代天命。后世文人，多有视己为巫者，读圣贤书做圣贤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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