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宋朝对乡村的官方政策，从赋税到差役，全部是以打击乡村大户为目标的，而且没有理由，就是**裸地全方位打击。能够在乡村保持百十年富贵的，都不是寻常人，不是普通人家。历史学家谈到这里，都会打个补丁，朝廷政策的本意是如何，但实际施行时地主阶级都会把负担转嫁给下层农民，更进一步地拉大农村的贫富分化。徐平只能说这些人都把士大夫看成神经病吗？为了维护那个臆想出来的地主阶级，却要搞出一堆打击地主阶级的法律条文。
实际上宋朝是惟一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但土地兼并程度也是历代最轻的。因为朝廷不抑制兼并，但打击兼并成功者。
按照律法，农村的负担几乎全部都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土地越多，负担越重。此时乡村又没有宗族这个怪物，又没有身具特权的士绅，就连各级官员的特权也被限制，不同级别的官员可以免家里不同人数的赋税，但只要没到中高层，能把自己家里人免了就不错了。
与明清时期士绅大户大量包庇不相关的人免税从中获取利益不同，宋朝时候都是拼命地把家一分再分，兄弟同居的现象在农村都不多见。分家不成功的胡子都白了扎着小辫冒称童子，有本事分家的孩子刚刚会跑就赶紧分出去另过，这才是这个时代的常代。因为赋税差役都是按照户等来的，分得细了可以降自己的等级，从而少点负担。这也是宋朝每户的平均人数比历朝历代都少，让人觉得诡异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还是用阶级社会生搬硬套中国的古典社会造成的错乱，非要把士大夫阶层说成地主阶级的代表。实际上士大夫大多出身于什么家庭？他们本就大多出身于仕宦之家，当官的人大多都有地，不代表他们就自觉得认为自己是地主。这个道理就跟徐平前世，公务员的最大来源是公务员家庭，但非要说这些人大多都有住房，所以代表有房阶级一样可笑。
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本就是超脱于地主农民商人之外的阶级，对其他三者没那么高的阶级觉悟，他们是自认为是治世者的。
所以宋朝的士大夫有时候做事很没节操，比如不抑兼并，甚至有时候还会鼓励兼并，不是为了多么高尚的目的，经常只是为了多收税罢了。不只是乡村如此，其他工业商业，宋朝政府经常也会做出类似的事。
宋朝是中国中央财政收入最高的朝代，诡异的是同时也是政府最缺钱的时代，赚得永远没有花得多。说穿了其实也不值一提，社会治理成本就是那么多，出面花钱的不是官府就是转稼到民间去了，宋朝士大夫不过是觉得要把整个社会管起来，所以钱永远都不够。钱不够花，整个统治阶层就会显得贪婪，只要是你想到法子赚大钱，就会被官府盯上，要把钱从你口袋掏到官库里。
徐平的庄子刚在起步阶段，他现在感受到的更的多是这个时代的脉脉温情，钱粮赋税一免就是几年，庄上缺人官府帮你雇，没本钱还能从官府借，如果他愿意，还能从县里要面大锦旗回来挂着。
只是随着对这个时代了解得越多，对周围情况的熟悉，徐平也越来越感觉到了悬在自己头上的那把剑。到后年庄上赋税就不免了，他这个庄子就像朝廷养的猪，那个时候就该开宰了。
要想不被士大夫当成猪宰，自己就要成为士大夫。
想明白了这些事情，徐平也只能叹息。不管什么朝代，要想活得舒心都要挤进统治阶层里去，好在这个时代开了一个科举的大口子。
打光摇曳，宋老栓被灌了几杯酒，微眯着眼陶然起来。
一群庄客把他和田四海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着这两个走南闯北的人物，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一个问：“宋阿叔，你为什么不留在唐州，那里的营田务怎么说罢就罢了？朝廷花了许多银钱精力，总还要开起来。”
宋老栓叹口气道：“怎么开？招射田地的时候，说的是给耕牛，免几年钱粮免几年赋税，结果第二年差役就来了！大家都是没根基的，哪里应付得了这些？人都跑光了咯。”
徐平听了，心有戚戚焉。这是地方官太心急，没等猪肥就开宰了，弄了个鸡飞蛋打一场空。
又有一个问田四海：“田家哥哥，都听人说江南便如天堂一般，是不是真的？你也在开封府呆了好久年，你说一说到底哪里好？”
田四海道：“若说京城，那是天下的精华所在，满世界哪还有一个地方比得上？但若说这乡下地方，这里就比不上江南了。”
就有人问：“哪里比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