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书不离手，到外头见了都烦。近在眼前的书店也没去成，我像个跟班的，无权决定主人的去向，只能尾随其后。
决定回家时，欢欢也没像来时那样打车，而是上公交坐地铁，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回到家里。老秦夫妇都不在，混儿正在打游戏，见我们回来问上哪了。欢欢没好气地说犯不着跟你汇报。混儿出了房间，只穿着件运动服，浑身散发出汗酸味儿，欢欢一捏鼻子躲进了自己房间。我也懒得理他，收拾餐桌，进厨房洗碗筷，他凑到门前，低声告诉我已将小丽打发了。然后回到房间再没出来，里面传来游戏噪音，伴着他的粗口。
直到傍晚做饭时间到了，混儿才叫我不要做他父母的饭，说是晚上他爸的朋友摆婚宴，不回来吃了。这时候欢欢一直看着电视，时不时还拨着电话，一开口就说找冼老师，然后又失望地挂上，反复好几次，混儿在旁奸笑一声：想老师了？认个干哥哥算了，反正我这个做哥哥的也是个摆设，空架一个！
欢欢骂了句滚蛋。混儿也听话，滚回了自己房间，居然哼唱起：妹妹找哥泪花流。真想不到这混儿也能唱出经典红色歌曲来，只是老歌新唱，老是跑调改词，气得欢欢跑过去狠命地关上他的房门，骂道：鬼哭狼嚎！
阿莲的故事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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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兄妹俩习惯性拌嘴，我也当成了惯性，从不插言，就如同餐桌上的家常便饭，一天三顿的茶后节目，晚饭自然也在筷子拌动下，和着他们嘴皮子上的争斗，只是听到传呼器响声时，才暂时消停下来，欢欢搁下饭碗抄起话机就问道：冼老师吗？
冼老师很守时，一进门，我和欢欢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掷到他身上，细瞅之下，也没发觉有什么两样儿，一身酱色休闲西装，头发梳得很整洁，大鼻子深眼睛的，没留下痛哭流涕后的烙印，嘴巴叼着烟卷儿，一样的洒脱，一样的目空一切。
混儿立刻犯混咋呼道：来一盅，哥们儿！
冼老师往沙发上一靠说，哥们儿从今往后滴酒不沾了。我给他倒了杯茶水，他眯缝着眼睛打量着我说，你们俩这回长见识了吧。然后又将眼光投向正吃饭的欢欢。欢欢低头没说话，我也回到餐桌旁不出声。混儿觉得蹊跷，放下碗来问道：她们俩怎么了啊，溜进人民大会堂学会鼓掌了？
冼老师没搭理他，只叫快点吃饭，辅导完功课他还得回去赶写论文。
辅导功课时，冼老师一定跟欢欢提到上学校找他的事，反正后来欢欢再没让我单独陪着上冼老师的学校，反而是我自己找过冼老师几次，都是偷偷溜出家门，快去快回，生怕被秦家人发现，来回也顾不得省钱，还咬牙打过车。这也是后话了。
在我拿到秦家的第一份工钱时，我才觉得自己立稳了脚跟，也才在家信中提到自己半年多来的遭遇。征得姜姐的同意，我让家里以后回信就写秦家的地址。父亲很快回了信，看了我的遭遇，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女儿只身在外的牵挂，一再嘱托我，别太委屈自己，干不下去就回家。大弟在给我的信件里叫我别给他买书了，说现在学校的复习资料也很多。话虽这么说，我懂得他是怕我花钱，苦了自己。其实在城里做保姆，生活上比起在家那是天壤之别，毕竟不是过去旧社会的老妈子，奴仆关系分化明确，等你上好饭菜后，自然有你吃的一份，生活上我一点不苦，除了在赵老师家清苦点，我在警察大民家和秦家过得也挺滋润，比起家里的粗茶淡饭，算是上等人家的伙食了。
欢欢最关心体形了，说我有发胖的前兆，我一点都不在乎，希望自己能长胖点，到了年底回家，家人一见我胖乎乎的样子，就能想到在城里没吃苦。
保姆最苦的不是粮食，而是面临失业的精神压力，一旦被解雇，连个落脚地也没有，这才是最担心的，就好像我在警察家时，刚长了点肉，因为失业焦虑即刻就瘦了下来。只是现在我经过了试用期的考验，而且已顺利拿到工钱，对我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欣慰，所谓心宽体胖是有一定道理的，肉体饱满与否取决于精神上的放松。
人一旦恢复到正常秩序，在平静中生活，就容易养出惰性来，也不再居安思危了。保姆也一样，一个让主人善待的保姆极容易忘却自己的本分，而骨子里固有的农民习性也在无意中流露出来。在大民家时，我就暴露过不好的本性，好似在油盐酱醋中要行使一个保姆应有的权利来，实际那是职责，主人放手让你做主，你就失去了本分，甚至学会了挑剔，用挑剔的眼光审视主人的是非来。俊姐是个宽宏大量的女人，有知识，有修养，对于我偶然间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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