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中行这样才23岁的青年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周作人和胡适的课虽然新，但也带有旧学的痕迹，可谓古风劲吹。请看他入学时那一期的《北大学生月刊》的目录，就能知道彼时的学术风气了。那一期的创作诗作者11人，只有一人写新诗，其余均为五古、七律、词之类。24篇文章里，涉及现实问题的只有6篇，其余则是宋词研究、音韵研究、民俗研究、哲学研究等。应当说，校园里浓烈的学究气，一下子就把年轻的他俘虏了。
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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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摩登的有没有呢？那是自然的了。比如音乐赏析、美术写生、体育比赛、文学创作，在校园的一角也是占有位置的。《北京大学日刊》的广告里就写有各类文体活动的动态。这些想必对许多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但对张中行的诱惑是有限的。因为那时他的年龄毕竟比中学考生要大几岁，成熟的地方多些，是能够坐稳板凳，潜心于学术的。杨沫后来的回忆录似乎能证明他的特点。
几年的课下来，他收获自然很大，对老师的印象也是深的。众人的差异和高低也看出来了。胡适清澈，周作人驳杂，钱玄同高古，刘半农有趣，沈兼士平淡。学人的存在也是个风景，看和欣赏都有收获。张中行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学问的人吸引住了。学人的世界也是人世间的一个投影，高明的与平凡的都有，自然也让人想起许多空幻和无奈。人在精神的殿堂里也会有失落和痛楚，他后来也是一点点明白的。在讲到马裕藻的时候，他写道：
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国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课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他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过他写过什么。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兄弟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兄弟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
他在文章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和钱玄同，描绘了许多有趣的老师。对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也并不贬斥。学界的门槛虽高，一旦进去，也能感到高山与平原、小溪和湖泊。人的多样与学识的高远，在那里是能够体察到的。张中行是个识人的人，对学识与为人的看法都很独到，评价也算忠厚。许多年后，当那一代人渐渐远去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当年经历了一个神异的时代。北大的当年，精神的深和思想的大，后来竟没有得到延续，在他是一个无奈和痛苦。晚年的时候，能和他一同分享这些的人，已经不多了。
四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热，学术气依旧浓，只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已很远了。北大为核心的几所大学沉浸在纯粹的学问的环境里。左翼的文化，在北平没有大的势力，一些逍遥派的旁观者的学人成了校园里的核心人物。张中行进北大时，读书救国的主张在校园里也时可看到，但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潮也是暗中涌动的。那时京派学人的思想开始引起他的注意。不仅一些学术著述他渐有涉猎，那些雍容华贵的美文也给他诸多的启示。从京派文人那里，他知道了学识与人生境界的关系。这奠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基础。谈张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讲他与京派文化的渊源的。
第7节，
京派里的许多人物，和他的关系都不浅。废名、俞平伯、江绍原、魏建功都是他的老师也是朋友。那时京派文人讲纯粹的学识，注重性灵的表达和趣味的书写。张中行由此懂得了言志的文学比载道的艺术更为重要。左翼文学的血气和激烈之音，在他看来是速朽的存在，不必于此多用力气。人不能离开根本的问题而求救于玄学和乌托邦的冲动。他甚至对鲁迅那样的作家的表现亦有怀疑，以为过于跟着风气走，于生命是个大的损失。倒是周作人的冲淡，废名的神异，俞平伯的平实，让他颇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觉得那是一条光明的路。
你看他《负暄琐话》里描写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员，有的后来很少被文学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学识和文采，被写得楚楚动人。几乎没有八股的痕迹，喧嚣的成分亦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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