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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赵典之仍担任军警督察处处长，负责禁烟业务。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要彻底禁绝烟土，赵典之闻风见势不好，逃往上海躲避起来。不久，国民党财政部设立了两湖特税处，实行“寓禁于征”的鸦片专卖政策，赵典之又回到武汉，继续担任特业公会会长。此时，社会逐渐稳定下来，特税收入增多，即有人奉承他为“烟土大王”，“大王有福，一上台生意就兴隆了”。
赵典之经营特业多年，已拥有百万元的资产。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与鲁履安合资经营的福记、顺丰土栈，这是他获利最多的根本。此外，他独资经营了一大批产业，如汉口的鼎泰祥，在湖北、河南、湖南、四川、上海、安徽、江西等省市的城市里都设有分庄分号，经营以杂粮、棉花为主，并以大庆祥的牌名采购皮毛，以福泰祥的牌名贩运杂货；还创办了福圣、协和两家机器米厂，赵圣记榕坊以及经纶织布厂；与他人合资经营了衡源银号、昌记堆栈；持有万泉公司、民生纱厂、协兴公司和上海国华银行的股票。另外，还有大批房地产和现金。
赵典之为人讲究面子，喜欢奉承话。他在经营鸦片业，大发不义之财的同时，也参加慈善事业，沽名钓誉。如每年捐钱给善堂，送医送药，装出乐善好施的样子。此外，他还两次出钱修路，尤其是1930年汉口拓宽民族路，赵典之带领特商们捐出了一大笔钱，完成了这条路的改造工程。为此，有关方面还设立了专门建立了纪事碑，纪念他们的功德。虽然如此，赵典之始终觉得“烟土大王”之雅号不光彩，总想改弦更张，做点实业。
1930年后，赵典之把分布在各地的庄号收歇，人员解雇。1933年彻底与烟土业脱钩，金盆洗手了。
总之，赵典之由一个爱好打架的混混，依靠地痞、包探、军政界的高官们的支持，一步步当上了烟土大王。他也是勾结黑社会、反动官府而起家的。（参见赵舜琴：《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重庆的曾俊臣。曾俊臣曾经营了五年鸦片业，解放后发表了《经营特业五年纪略》的专门文章，回忆其经营鸦片业的经过。现据此文对他的情况作一介绍。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有之10年之久，做过井、枧、灶和运销业务，并在重庆作了十多年的盐帮会长。从1935年至1939年，从事鸦片贩销业务，即作起了特商，干起了特业。他经营烟土业仅仅有四五年的时间，很快就掠得了巨额暴利，成为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1935年以前，曾俊臣经营的盐号倒闭，资金和信用都受到很大损失，在商场一蹶不振，总想找个机会翻本。1935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特业，经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防止烟土走私。曾俊臣虽然知道鸦片是祸国殃民、危害子孙万代的最可怕的毒物，经营鸦片之类毒物的人，也为一般人所鄙视厌恨，但他还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贩运鸦片，赚钱翻本，牟取暴利。
曾俊臣作过十多年的重庆盐帮会长，与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僚和驻防军的军官们多有联系，过从甚密。尤其是在作盐帮会长时，为大军阀刘湘筹垫军饷，邀“包袱”（行贿），确实出了不少力，深得刘湘等人的信任。他曾自夸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即使在国民党中央方面，他也结纳了不少高官显贵，像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此，曾俊臣有较强的后台，又有经商的经验和手腕，经营起特业，就得心应手，很快闯出一块地盘。
烟土大王（5）
1935年下半年，曾俊臣同李春江（时任货税局局长，后来两次出任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著名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等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迭起来，取名“鑫记”。该土行有股本十来万元，由石竹轩任董事长，曾俊臣任总经理，李春江则为后台。
鑫记土行开业后，专做外销生意。先在四川、贵州各主要产地设庄收购，然后运到重庆集中囤存加工，再运往汉口、宜昌、沙市一带销售。进货价格一般在每担（1000两）约三五百元，加上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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