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多歧路今安在
十年砍柴
一个民族前进的历程犹如一个人的成长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关键的其实就是那几步。而在关键的节点上，选择往何处走、如何走，将对今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当一个人进入垂暮之年时，回首往事，若此生无悔，则会庆幸关键的几步走对了；反之，则懊悔当初一步不慎，放弃了一条康庄大道。
战国时代的杨朱子听说邻人寻找丢失的羊，无功而返，乃是因为“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于是戚然变容。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感慨人生：“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歧路前选择之艰难，今古同理。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一样，面对歧路时如何选择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主要在于主宰这个人行动的大脑和这个民族命运的执政者的智商乃至秉性，并受到那一时段整个人和整个民族综合状况的影响。
王龙先生在其著作《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中，将清朝特别是清末重要人物和同时代的西方及日本重要人物的才华、命运进行一对一地比较，得出的结论让人扼腕叹息。中国这些在史册中享有盛名的人物，一旦和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精英人物相对照，就不免相形见绌。在王龙先生的笔下，无论是有天纵之才的所谓“圣君”康熙或果断精明的慈禧太后，比之于俄国彼得大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具有折冲樽俎之宰相大才的李鸿章，比之于日本的伊藤博文；同为造反英雄的洪秀全，比之于日本的西乡隆盛；同为启蒙知识人的康有为比之于日本的福泽渝吉……前者的个人能力，并不逊于后者甚至超过后者，可是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福祉，远不如后者对其本民族的作用更显重要。这些近代中国的精英人物，他们尽管也曾殚精竭虑，也曾呕心沥血，但最终却没能将古老的中华民族带往一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同为东方民族、文化传统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日两族，在面临同样的机遇时却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其间巨大的反差更是让后代人叹息难过。
中华大地，不缺资源；中华民族，不缺人才。可几百年来，为什么在歧路之前，经过几番犹豫、迷茫之后，总是踏上一条事后史家看来最不应该走的一条道路？难道原因仅仅在于中国人口众多、社情复杂？或是整个统治阶层颟顸短视、于事无补？或者说，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善于消融一切革新的因素？难道屡屡犯错，是我们民族的宿命？
也许，这些是晚清以来甚至可以说明末以来，几百多年间无解的天问。
“看《三国》流眼泪，为古人担忧。”这句俗语不能仅仅理解为后世读史者操闲心，乃是在同一文化体系下长大的人，基于对现实的认知，而对历史做种种合乎自己期望的设想，因此读历史时必然带着强烈的价值取舍和情感倾向。读明亡到清兴，再到清室逊位的三百来年历史，我有时会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做事后诸葛亮，判断起来就很明晰了。崇祯对“流寇”、后金的战争中，进退失据，往往在重要的时刻，在各种力量的交织中，就如打麻将的臭手一样，沉思半天打出一张最不该出的牌。如此给清廷以可乘之机，进而入主中原，华夏文化出现了空前倒退，清廷统治者将专制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等到鸦片战争后，清廷统治者又在重复明朝末年统治者的覆辙，关键时刻犯不可挽回的错误。比如夭折的“戊戌变法”，比如一次次欺骗民意的“预备立宪”，比如让汉人知识分子最后彻底失望的“皇族内阁”，比如仰仗权力公然剥夺民间资产而导致“保路运动”。崇祯帝要到煤山自缢前才知道自己曾做过那么多错误的选择，摄政王载沣恐怕只有到了颁发逊位诏书时才后悔没有把握住那么多的机会。
王龙和许多近现代史研究者一样，喜欢拿中日两国做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成功对比清朝戊戌变法之失败，固然让人惋惜，但更应该目光往后延伸，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给全民族带来灾难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能在美军的占领下，建立起一种权力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的宪政体制，整个民族很快地从战败中崛起。这样历程，值得我们思索。
历史证明，没有哪个所谓的优秀民族从来不犯错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纠错机制，犯错后能不能吸取教训，不重蹈覆辙。
机会，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来说，往往只给一次，一旦错过了，就很难有弥补的机会。而如果一错再错的话，人们就会审思：这个民族不同世代的掌舵人为什么难以建立起一种较为理性的抉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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